2011年中国体坛“另类风云人物”奖提名1、最差运气奖——刘翔理由：在201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110米栏决赛中，刘翔被古巴选手违规用手臂阻拦，痛失冠军，可谓运气太差。2、最厉害婆娘奖——李娜理由：网球选手李娜在国际赛场上不止一次地骂教练兼老公姜山“滚、一边去”，可谓当今之“一丈青扈三娘”。3、最厉害杀手奖——崔飞理由：在国内武术散打赛场上武警选手崔飞“三拳”打昏上官鹏飞，后上官鹏飞最终去世，开创了中国武术散打比赛致人死亡的先例。4、最窝囊的领队奖——王春露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领队王春露被队员造反，最终离队。5、最牛运动员奖——王濛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队长王濛违反队规，不服管理，打领队，残自己，脾气实在火爆，不可谓不牛。6、最讲姐儿们义气奖——周扬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队员、奥运冠军周扬，不顾自己的前途，为维护“一姐”王濛，跟随王濛离会造反，拒绝训练，不可谓不讲义气。7、最不讲信用和道德教练员奖——邓华德理由：用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的话来说，“邓华德在执教期间管理失责，多次违反合同约定和队规，擅离职守，不尊重裁判，不尊重球员，不尊重观众，对外援训练松懈，管理随意，致使队伍涣散，管理混乱”。并且在解职后鼓动外援装病罢工。如此，邓华德不像一个“正儿八本”的教练员，倒像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混事的美国“混混”。8、最不贪的“贪官”奖——谢亚龙理由：因贪入狱的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谢亚龙说：“我不是贪官”。9、最具“狼气”运动员奖——张继科理由：在201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男单冠军时，张继科仰头一声狼嚎，随撕掉球衣，显出十足的狼性。狼无霸气，却有戾气，张继科要防戾气伤身！10、最“大胆”运动员奖——廖辉理由：中国举重运动员廖辉因服用兴奋剂被国际举联禁赛4年，自误其身。其实现在国际上也有一定数量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只不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查不出来罢了。廖辉真是没有必要“大着胆子”服用低级的兴奋剂了。11、最没有底气的体育协会奖——中国足协理由：喊了三十年“从娃娃抓起”的中国足协，娃娃如今已经三十岁了，中国足协仍然再喊“从娃娃抓起”。12、最得不偿失奖——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理由：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在赛季初高薪聘请外教、外援，剑指冠军宝座。如今战绩是11胜10负，在十七支CBA球队中排名第十，进前八都有一定危险，岂不是得不偿失？13、最牛运动队奖——中国短道速滑队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云南丽江集训期间，夜间喝酒闹事，与城管打架，以为自己奥运冠军，就可以横行霸道，岂不是最牛？14、最窝囊运动队奖——中国男子足球队理由：奥运预选赛中打得不难看，就是不赢球。从八十年代的亚洲老三、老四，堕落到如今的小组老三、老四，自己也觉得自己窝囊。2011年中国体坛“另类风云人物”奖提名1、最差运气奖——刘翔理由：在201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110米栏决赛中，刘翔被古巴选手违规用手臂阻拦，痛失冠军，可谓运气太差。2、最厉害婆娘奖——李娜理由：网球选手李娜在国际赛场上不止一次地骂教练兼老公姜山“滚、一边去”，可谓当今之“一丈青扈三娘”。3、最厉害杀手奖——崔飞理由：在国内武术散打赛场上武警选手崔飞“三拳”打昏上官鹏飞，后上官鹏飞最终去世，开创了中国武术散打比赛致人死亡的先例。4、最窝囊的领队奖——王春露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领队王春露被队员造反，最终离队。5、最牛运动员奖——王濛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队长王濛违反队规，不服管理，打领队，残自己，脾气实在火爆，不可谓不牛。6、最讲姐儿们义气奖——周扬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队员、奥运冠军周扬，不顾自己的前途，为维护“一姐”王濛，跟随王濛离会造反，拒绝训练，不可谓不讲义气。7、最不讲信用和道德教练员奖——邓华德理由：用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的话来说，“邓华德在执教期间管理失责，多次违反合同约定和队规，擅离职守，不尊重裁判，不尊重球员，不尊重观众，对外援训练松懈，管理随意，致使队伍涣散，管理混乱”。并且在解职后鼓动外援装病罢工。如此，邓华德不像一个“正儿八本”的教练员，倒像一个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来“冒险家的乐园”上海滩混事的美国“混混”。8、最不贪的“贪官”奖——谢亚龙理由：因贪入狱的原国家体育总局足球管理中心主任、中国足协常务副主席谢亚龙说：“我不是贪官”。9、最具“狼气”运动员奖——张继科理由：在2011年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获男单冠军时，张继科仰头一声狼嚎，随撕掉球衣，显出十足的狼性。狼无霸气，却有戾气，张继科要防戾气伤身！10、最“大胆”运动员奖——廖辉理由：中国举重运动员廖辉因服用兴奋剂被国际举联禁赛4年，自误其身。其实现在国际上也有一定数量的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只不过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查不出来罢了。廖辉真是没有必要“大着胆子”服用低级的兴奋剂了。11、最没有底气的体育协会奖——中国足协理由：喊了三十年“从娃娃抓起”的中国足协，娃娃如今已经三十岁了，中国足协仍然再喊“从娃娃抓起”。12、最得不偿失奖——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理由：新疆广汇篮球俱乐部在赛季初高薪聘请外教、外援，剑指冠军宝座。如今战绩是11胜10负，在十七支CBA球队中排名第十，进前八都有一定危险，岂不是得不偿失？13、最牛运动队奖——中国短道速滑队理由：中国短道速滑队在云南丽江集训期间，夜间喝酒闹事，与城管打架，以为自己奥运冠军，就可以横行霸道，岂不是最牛？14、最窝囊运动队奖——中国男子足球队理由：奥运预选赛中打得不难看，就是不赢球。从八十年代的亚洲老三、老四，堕落到如今的小组老三、老四，自己也觉得自己窝囊。2012-1-14 [阅读全文]

中国迈进一百零一年李飞飞 石名岗说“中国只有一百年”，人们可能认为是说笑话。其实在1911年以前，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没有叫过“中国”。 在东周时期的古籍中曾有“中国”之称呼，但上古所谓“中国”，是指后世之“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并不特指哪一国家。自此以后，依次是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十国、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孙中山先生如何解释民国与共和国的区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一个意思。“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言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白话叫法。到现在两者加起来只不过一百年，所以说，“中国只有一百年”并无错。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当然是由“朝代”变成了“国”。按中国古代的概念，朝代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史书上以“本纪”记载；国是诸侯，诸侯开始是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后来逐渐变成了王，史记上以“世家”记载；家是大夫、大臣，如相国、将军之类，史书上以“列传”记载。显然，由“朝代”变成“国”是降了等级。像几百年前欧洲人信奉“地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信奉“中心说”，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不管是自己，还是史书，在统一时称为“朝”，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没人把这些朝代称作为汉国、唐国、宋国、明国等（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也把中土称为“朝”）。有一部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有着明显的历史错误。在秦没有统一六国时，连它自己也不敢称“帝”。在其称“帝”之后，便不称为“国”而称为“朝”了。如果自称为“国”，就自降了身份。同样，在分裂时，史书则称为“国”（如《三国志》），如五胡十六国、三国，没人称呼为十六朝、三朝。最典型是五代十国，在中原的五代（梁、唐、晋、汉、周）被承认为五个朝代，没人说是梁国、唐国、晋国、汉国、周国；散落在四周的十个国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却不能称为“朝”。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使是被满人欺负了近三百年，被洋人欺负了近一百年，由“朝”降“国”了，在重新建国时，也没自称为“大周共和国”、“大唐共和国”或“大汉共和国”，而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国”。可见中国虽然降成了“国”，“中心说”情结也很重。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相同是什么？当然是“中心说”情结。其实，中国从满清开始，就由“朝”降为了“国”，只是自己还称自己为“朝”，可能在后期自己也称自己为“大清国”。国人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剃发换服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便是曾国藩这样的大儒也不例外。倒是日本逐渐不承认中国为“朝”了，认为日本自己是汉、唐正统，中国本土反倒成了“满奴”和支那人了。不过也难怪，日本把中国的唐装当做自己的民族服装，而至今中国人还在把“满”不“满”、洋不洋的“旗”袍当做中国的民族服装。难怪鲁迅先生刻画出“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的代表。“阿Q”虽然挨了打，仍然嘴不软：“儿子打老子”。即使是这样，在反满成功重建汉民族政权时，“中心说”情结依然没有减退，所以没有自称为“大周民国”、“大唐民国”、“大汉民国”或“华夏民国”，而中山先生也费尽了心机，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华民国”，依然认为我们是中央大国。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虽然自己叫自己“‘中’国”，在国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却自认为叫“China”即“瓷器”，而没叫成“The central states ”即“中央国家”。岂不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了吗？是不是有点“儿子打老子”的意思。“中心说”情结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表现是固步自封，守住落后的东西不放，特别善于把先进的东西变成落后的东西，而且特别能折腾。虽然中国已经一百年，“五四”运动也已经九十二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走的还是特别艰难，但改朝换代已经四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山先生把德先生改装了一下，塞进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就变成了三民主义。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的社会，社会的主题思想是封建农民的思想，革命者的理想无不农民的理想。“平均地权”本身就是农民的空想。在一个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权如何能够平均？之所以说“平均地权”是一种农民的空想，就是说这种思想是想否定社会分工，否定市场经济，重新创造一种自然经济的开端，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中山先生推行国民革命，推动北伐，用非法手段打败了成为中国后的第一代领导集团——合法的北洋政府。但是他的国民党却无法实现“平均地权”的空想（曾经在江苏省做过试验，因阻力太大没有成功），而国民党也同时推翻了北洋时代的多党制，自身也堕落成了一党专制的封建帮会式的党了。这说明一场社会变革只能在原先基础上提升，而无法所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当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似乎是企图重蹈中山先生的覆辙，准备再一次创造那种自然经济的开端。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用暴力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在打败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蒋介石集团之后，真正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但“平均地权”似乎不是目的，没有两年，就开始策划农业合作化。1951年刘少奇副主席（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山西省委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当时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顶不住当时的主流思想——“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看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主席语）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封建的农民社会主义，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企图从头开始重复历史。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的结果只能是秦始皇。当邓小平否定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毛主席的“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又一次实行了类似于“平均地权”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又一次从头开始。像刘少奇副主席所说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开始第三次走痛苦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道路，不到三十年出现了极度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到了使我国的基尼系数创造了世界纪录（45%以上）。至此，中国在经济上虽有所发展（如果不折腾，百年的发展状况应该和欧洲差不多吧），民生、民权状况都较差，仿佛回到了民国初年，国有垄断大企业为官僚所掌握；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维艰，资金常常断链；2.4亿农民工在贫困线上沉浮。说明邓小平理论虽然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但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有TS的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别称罢了。毛和邓两者的区别是，毛泽东思想让社会退回到了类似于旧俄国的农村公社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则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初期。相对而言，邓还是进步的。实际上中国人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怎样能跳过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到达现代的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百年的中国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经历过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特色主义（因为没有理论支撑，不知是什么主义）。这些主义不管来自何方，都被中国人加上了中国的封建色彩，都不怎样成功，看来不管怎样中国人怎么也摆不脱“中心说”情结带来的封建的羁绊，不过中国人民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应该最有发言权。相对而言，倒是殖民主义的香港，早早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看来香港人没有“中心说”情结，脱离封建羁绊最早，发展最快。在中国第二个一百年间，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不能走媒体所宣传的封建的或殖民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仅仅强国强兵已经不能“服众”。世界的潮流是和平、民主和自由，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表率。要做到这一点，国人就不能用封建思想来武装，也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来武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民主，驱除腐败，必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走进来。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目标上来了？！中国迈进一百零一年李飞飞 石名岗说“中国只有一百年”，人们可能认为是说笑话。其实在1911年以前，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没有叫过“中国”。 在东周时期的古籍中曾有“中国”之称呼，但上古所谓“中国”，是指后世之“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并不特指哪一国家。自此以后，依次是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十国、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孙中山先生如何解释民国与共和国的区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一个意思。“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言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白话叫法。到现在两者加起来只不过一百年，所以说，“中国只有一百年”并无错。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当然是由“朝代”变成了“国”。按中国古代的概念，朝代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史书上以“本纪”记载；国是诸侯，诸侯开始是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后来逐渐变成了王，史记上以“世家”记载；家是大夫、大臣，如相国、将军之类，史书上以“列传”记载。显然，由“朝代”变成“国”是降了等级。像几百年前欧洲人信奉“地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信奉“中心说”，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不管是自己，还是史书，在统一时称为“朝”，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没人把这些朝代称作为汉国、唐国、宋国、明国等（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也把中土称为“朝”）。有一部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有着明显的历史错误。在秦没有统一六国时，连它自己也不敢称“帝”。在其称“帝”之后，便不称为“国”而称为“朝”了。如果自称为“国”，就自降了身份。同样，在分裂时，史书则称为“国”（如《三国志》），如五胡十六国、三国，没人称呼为十六朝、三朝。最典型是五代十国，在中原的五代（梁、唐、晋、汉、周）被承认为五个朝代，没人说是梁国、唐国、晋国、汉国、周国；散落在四周的十个国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却不能称为“朝”。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使是被满人欺负了近三百年，被洋人欺负了近一百年，由“朝”降“国”了，在重新建国时，也没自称为“大周共和国”、“大唐共和国”或“大汉共和国”，而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国”。可见中国虽然降成了“国”，“中心说”情结也很重。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相同是什么？当然是“中心说”情结。其实，中国从满清开始，就由“朝”降为了“国”，只是自己还称自己为“朝”，可能在后期自己也称自己为“大清国”。国人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剃发换服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便是曾国藩这样的大儒也不例外。倒是日本逐渐不承认中国为“朝”了，认为日本自己是汉、唐正统，中国本土反倒成了“满奴”和支那人了。不过也难怪，日本把中国的唐装当做自己的民族服装，而至今中国人还在把“满”不“满”、洋不洋的“旗”袍当做中国的民族服装。难怪鲁迅先生刻画出“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的代表。“阿Q”虽然挨了打，仍然嘴不软：“儿子打老子”。即使是这样，在反满成功重建汉民族政权时，“中心说”情结依然没有减退，所以没有自称为“大周民国”、“大唐民国”、“大汉民国”或“华夏民国”，而中山先生也费尽了心机，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华民国”，依然认为我们是中央大国。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虽然自己叫自己“‘中’国”，在国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却自认为叫“China”即“瓷器”，而没叫成“The central states ”即“中央国家”。岂不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了吗？是不是有点“儿子打老子”的意思。“中心说”情结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表现是固步自封，守住落后的东西不放，特别善于把先进的东西变成落后的东西，而且特别能折腾。虽然中国已经一百年，“五四”运动也已经九十二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走的还是特别艰难，但改朝换代已经四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山先生把德先生改装了一下，塞进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就变成了三民主义。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的社会，社会的主题思想是封建农民的思想，革命者的理想无不农民的理想。“平均地权”本身就是农民的空想。在一个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权如何能够平均？之所以说“平均地权”是一种农民的空想，就是说这种思想是想否定社会分工，否定市场经济，重新创造一种自然经济的开端，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中山先生推行国民革命，推动北伐，用非法手段打败了成为中国后的第一代领导集团——合法的北洋政府。但是他的国民党却无法实现“平均地权”的空想（曾经在江苏省做过试验，因阻力太大没有成功），而国民党也同时推翻了北洋时代的多党制，自身也堕落成了一党专制的封建帮会式的党了。这说明一场社会变革只能在原先基础上提升，而无法所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当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似乎是企图重蹈中山先生的覆辙，准备再一次创造那种自然经济的开端。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用暴力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在打败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蒋介石集团之后，真正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但“平均地权”似乎不是目的，没有两年，就开始策划农业合作化。1951年刘少奇副主席（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山西省委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当时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顶不住当时的主流思想——“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看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主席语）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封建的农民社会主义，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企图从头开始重复历史。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的结果只能是秦始皇。当邓小平否定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毛主席的“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又一次实行了类似于“平均地权”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又一次从头开始。像刘少奇副主席所说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开始第三次走痛苦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道路，不到三十年出现了极度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到了使我国的基尼系数创造了世界纪录（45%以上）。至此，中国在经济上虽有所发展（如果不折腾，百年的发展状况应该和欧洲差不多吧），民生、民权状况都较差，仿佛回到了民国初年，国有垄断大企业为官僚所掌握；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维艰，资金常常断链；2.4亿农民工在贫困线上沉浮。说明邓小平理论虽然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但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有TS的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别称罢了。毛和邓两者的区别是，毛泽东思想让社会退回到了类似于旧俄国的农村公社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则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初期。相对而言，邓还是进步的。实际上中国人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怎样能跳过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到达现代的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百年的中国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经历过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特色主义（因为没有理论支撑，不知是什么主义）。这些主义不管来自何方，都被中国人加上了中国的封建色彩，都不怎样成功，看来不管怎样中国人怎么也摆不脱“中心说”情结带来的封建的羁绊，不过中国人民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应该最有发言权。相对而言，倒是殖民主义的香港，早早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看来香港人没有“中心说”情结，脱离封建羁绊最早，发展最快。在中国第二个一百年间，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不能走媒体所宣传的封建的或殖民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仅仅强国强兵已经不能“服众”。世界的潮流是和平、民主和自由，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表率。要做到这一点，国人就不能用封建思想来武装，也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来武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民主，驱除腐败，必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走进来。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目标上来了？！中国迈进一百零一年李飞飞 石名岗说“中国只有一百年”，人们可能认为是说笑话。其实在1911年以前，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没有叫过“中国”。 在东周时期的古籍中曾有“中国”之称呼，但上古所谓“中国”，是指后世之“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并不特指哪一国家。自此以后，依次是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十国、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孙中山先生如何解释民国与共和国的区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一个意思。“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言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白话叫法。到现在两者加起来只不过一百年，所以说，“中国只有一百年”并无错。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当然是由“朝代”变成了“国”。按中国古代的概念，朝代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史书上以“本纪”记载；国是诸侯，诸侯开始是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后来逐渐变成了王，史记上以“世家”记载；家是大夫、大臣，如相国、将军之类，史书上以“列传”记载。显然，由“朝代”变成“国”是降了等级。像几百年前欧洲人信奉“地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信奉“中心说”，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不管是自己，还是史书，在统一时称为“朝”，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没人把这些朝代称作为汉国、唐国、宋国、明国等（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也把中土称为“朝”）。有一部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有着明显的历史错误。在秦没有统一六国时，连它自己也不敢称“帝”。在其称“帝”之后，便不称为“国”而称为“朝”了。如果自称为“国”，就自降了身份。同样，在分裂时，史书则称为“国”（如《三国志》），如五胡十六国、三国，没人称呼为十六朝、三朝。最典型是五代十国，在中原的五代（梁、唐、晋、汉、周）被承认为五个朝代，没人说是梁国、唐国、晋国、汉国、周国；散落在四周的十个国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却不能称为“朝”。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使是被满人欺负了近三百年，被洋人欺负了近一百年，由“朝”降“国”了，在重新建国时，也没自称为“大周共和国”、“大唐共和国”或“大汉共和国”，而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国”。可见中国虽然降成了“国”，“中心说”情结也很重。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相同是什么？当然是“中心说”情结。其实，中国从满清开始，就由“朝”降为了“国”，只是自己还称自己为“朝”，可能在后期自己也称自己为“大清国”。国人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剃发换服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便是曾国藩这样的大儒也不例外。倒是日本逐渐不承认中国为“朝”了，认为日本自己是汉、唐正统，中国本土反倒成了“满奴”和支那人了。不过也难怪，日本把中国的唐装当做自己的民族服装，而至今中国人还在把“满”不“满”、洋不洋的“旗”袍当做中国的民族服装。难怪鲁迅先生刻画出“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的代表。“阿Q”虽然挨了打，仍然嘴不软：“儿子打老子”。即使是这样，在反满成功重建汉民族政权时，“中心说”情结依然没有减退，所以没有自称为“大周民国”、“大唐民国”、“大汉民国”或“华夏民国”，而中山先生也费尽了心机，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华民国”，依然认为我们是中央大国。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虽然自己叫自己“‘中’国”，在国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却自认为叫“China”即“瓷器”，而没叫成“The central states ”即“中央国家”。岂不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了吗？是不是有点“儿子打老子”的意思。“中心说”情结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表现是固步自封，守住落后的东西不放，特别善于把先进的东西变成落后的东西，而且特别能折腾。虽然中国已经一百年，“五四”运动也已经九十二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走的还是特别艰难，但改朝换代已经四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山先生把德先生改装了一下，塞进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就变成了三民主义。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的社会，社会的主题思想是封建农民的思想，革命者的理想无不农民的理想。“平均地权”本身就是农民的空想。在一个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权如何能够平均？之所以说“平均地权”是一种农民的空想，就是说这种思想是想否定社会分工，否定市场经济，重新创造一种自然经济的开端，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中山先生推行国民革命，推动北伐，用非法手段打败了成为中国后的第一代领导集团——合法的北洋政府。但是他的国民党却无法实现“平均地权”的空想（曾经在江苏省做过试验，因阻力太大没有成功），而国民党也同时推翻了北洋时代的多党制，自身也堕落成了一党专制的封建帮会式的党了。这说明一场社会变革只能在原先基础上提升，而无法所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当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似乎是企图重蹈中山先生的覆辙，准备再一次创造那种自然经济的开端。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用暴力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在打败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蒋介石集团之后，真正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但“平均地权”似乎不是目的，没有两年，就开始策划农业合作化。1951年刘少奇副主席（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山西省委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当时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顶不住当时的主流思想——“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看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主席语）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封建的农民社会主义，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企图从头开始重复历史。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的结果只能是秦始皇。当邓小平否定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毛主席的“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又一次实行了类似于“平均地权”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又一次从头开始。像刘少奇副主席所说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开始第三次走痛苦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道路，不到三十年出现了极度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到了使我国的基尼系数创造了世界纪录（45%以上）。至此，中国在经济上虽有所发展（如果不折腾，百年的发展状况应该和欧洲差不多吧），民生、民权状况都较差，仿佛回到了民国初年，国有垄断大企业为官僚所掌握；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维艰，资金常常断链；2.4亿农民工在贫困线上沉浮。说明邓小平理论虽然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但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有TS的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别称罢了。毛和邓两者的区别是，毛泽东思想让社会退回到了类似于旧俄国的农村公社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则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初期。相对而言，邓还是进步的。实际上中国人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怎样能跳过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到达现代的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百年的中国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经历过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特色主义（因为没有理论支撑，不知是什么主义）。这些主义不管来自何方，都被中国人加上了中国的封建色彩，都不怎样成功，看来不管怎样中国人怎么也摆不脱“中心说”情结带来的封建的羁绊，不过中国人民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应该最有发言权。相对而言，倒是殖民主义的香港，早早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看来香港人没有“中心说”情结，脱离封建羁绊最早，发展最快。在中国第二个一百年间，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不能走媒体所宣传的封建的或殖民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仅仅强国强兵已经不能“服众”。世界的潮流是和平、民主和自由，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表率。要做到这一点，国人就不能用封建思想来武装，也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来武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民主，驱除腐败，必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走进来。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目标上来了？！中国迈进一百零一年李飞飞 石名岗说“中国只有一百年”，人们可能认为是说笑话。其实在1911年以前，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没有叫过“中国”。 在东周时期的古籍中曾有“中国”之称呼，但上古所谓“中国”，是指后世之“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并不特指哪一国家。自此以后，依次是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十国、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孙中山先生如何解释民国与共和国的区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一个意思。“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言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白话叫法。到现在两者加起来只不过一百年，所以说，“中国只有一百年”并无错。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当然是由“朝代”变成了“国”。按中国古代的概念，朝代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史书上以“本纪”记载；国是诸侯，诸侯开始是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后来逐渐变成了王，史记上以“世家”记载；家是大夫、大臣，如相国、将军之类，史书上以“列传”记载。显然，由“朝代”变成“国”是降了等级。像几百年前欧洲人信奉“地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信奉“中心说”，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不管是自己，还是史书，在统一时称为“朝”，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没人把这些朝代称作为汉国、唐国、宋国、明国等（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也把中土称为“朝”）。有一部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有着明显的历史错误。在秦没有统一六国时，连它自己也不敢称“帝”。在其称“帝”之后，便不称为“国”而称为“朝”了。如果自称为“国”，就自降了身份。同样，在分裂时，史书则称为“国”（如《三国志》），如五胡十六国、三国，没人称呼为十六朝、三朝。最典型是五代十国，在中原的五代（梁、唐、晋、汉、周）被承认为五个朝代，没人说是梁国、唐国、晋国、汉国、周国；散落在四周的十个国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却不能称为“朝”。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使是被满人欺负了近三百年，被洋人欺负了近一百年，由“朝”降“国”了，在重新建国时，也没自称为“大周共和国”、“大唐共和国”或“大汉共和国”，而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国”。可见中国虽然降成了“国”，“中心说”情结也很重。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相同是什么？当然是“中心说”情结。其实，中国从满清开始，就由“朝”降为了“国”，只是自己还称自己为“朝”，可能在后期自己也称自己为“大清国”。国人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剃发换服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便是曾国藩这样的大儒也不例外。倒是日本逐渐不承认中国为“朝”了，认为日本自己是汉、唐正统，中国本土反倒成了“满奴”和支那人了。不过也难怪，日本把中国的唐装当做自己的民族服装，而至今中国人还在把“满”不“满”、洋不洋的“旗”袍当做中国的民族服装。难怪鲁迅先生刻画出“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的代表。“阿Q”虽然挨了打，仍然嘴不软：“儿子打老子”。即使是这样，在反满成功重建汉民族政权时，“中心说”情结依然没有减退，所以没有自称为“大周民国”、“大唐民国”、“大汉民国”或“华夏民国”，而中山先生也费尽了心机，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华民国”，依然认为我们是中央大国。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虽然自己叫自己“‘中’国”，在国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却自认为叫“China”即“瓷器”，而没叫成“The central states ”即“中央国家”。岂不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了吗？是不是有点“儿子打老子”的意思。“中心说”情结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表现是固步自封，守住落后的东西不放，特别善于把先进的东西变成落后的东西，而且特别能折腾。虽然中国已经一百年，“五四”运动也已经九十二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走的还是特别艰难，但改朝换代已经四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山先生把德先生改装了一下，塞进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就变成了三民主义。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的社会，社会的主题思想是封建农民的思想，革命者的理想无不农民的理想。“平均地权”本身就是农民的空想。在一个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权如何能够平均？之所以说“平均地权”是一种农民的空想，就是说这种思想是想否定社会分工，否定市场经济，重新创造一种自然经济的开端，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中山先生推行国民革命，推动北伐，用非法手段打败了成为中国后的第一代领导集团——合法的北洋政府。但是他的国民党却无法实现“平均地权”的空想（曾经在江苏省做过试验，因阻力太大没有成功），而国民党也同时推翻了北洋时代的多党制，自身也堕落成了一党专制的封建帮会式的党了。这说明一场社会变革只能在原先基础上提升，而无法所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当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似乎是企图重蹈中山先生的覆辙，准备再一次创造那种自然经济的开端。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用暴力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在打败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蒋介石集团之后，真正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但“平均地权”似乎不是目的，没有两年，就开始策划农业合作化。1951年刘少奇副主席（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山西省委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当时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顶不住当时的主流思想——“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看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主席语）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封建的农民社会主义，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企图从头开始重复历史。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的结果只能是秦始皇。当邓小平否定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毛主席的“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又一次实行了类似于“平均地权”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又一次从头开始。像刘少奇副主席所说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开始第三次走痛苦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道路，不到三十年出现了极度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到了使我国的基尼系数创造了世界纪录（45%以上）。至此，中国在经济上虽有所发展（如果不折腾，百年的发展状况应该和欧洲差不多吧），民生、民权状况都较差，仿佛回到了民国初年，国有垄断大企业为官僚所掌握；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维艰，资金常常断链；2.4亿农民工在贫困线上沉浮。说明邓小平理论虽然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但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有TS的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别称罢了。毛和邓两者的区别是，毛泽东思想让社会退回到了类似于旧俄国的农村公社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则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初期。相对而言，邓还是进步的。实际上中国人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怎样能跳过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到达现代的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百年的中国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经历过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特色主义（因为没有理论支撑，不知是什么主义）。这些主义不管来自何方，都被中国人加上了中国的封建色彩，都不怎样成功，看来不管怎样中国人怎么也摆不脱“中心说”情结带来的封建的羁绊，不过中国人民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应该最有发言权。相对而言，倒是殖民主义的香港，早早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看来香港人没有“中心说”情结，脱离封建羁绊最早，发展最快。在中国第二个一百年间，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不能走媒体所宣传的封建的或殖民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仅仅强国强兵已经不能“服众”。世界的潮流是和平、民主和自由，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表率。要做到这一点，国人就不能用封建思想来武装，也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来武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民主，驱除腐败，必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走进来。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目标上来了？！中国迈进一百零一年李飞飞 石名岗说“中国只有一百年”，人们可能认为是说笑话。其实在1911年以前，中国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却从来没有叫过“中国”。 在东周时期的古籍中曾有“中国”之称呼，但上古所谓“中国”，是指后世之“中原”。但地域不及后世中原广，只相当于今黄河中下游的河南大部、陕西南部、山西南部，并不特指哪一国家。自此以后，依次是秦、两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梁、唐、晋、汉、周）十国、宋、元、明、清，直至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管孙中山先生如何解释民国与共和国的区别，“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是一个意思。“中华民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言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华民国”的白话叫法。到现在两者加起来只不过一百年，所以说，“中国只有一百年”并无错。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当然是由“朝代”变成了“国”。按中国古代的概念，朝代是天下，皇帝是天子，史书上以“本纪”记载；国是诸侯，诸侯开始是贵族（爵位分为公、侯、伯、子、男），后来逐渐变成了王，史记上以“世家”记载；家是大夫、大臣，如相国、将军之类，史书上以“列传”记载。显然，由“朝代”变成“国”是降了等级。像几百年前欧洲人信奉“地心说”一样，中国人自古信奉“中心说”，认为自己是地球的中心。不管是自己，还是史书，在统一时称为“朝”，如汉朝、唐朝、宋朝、明朝等，没人把这些朝代称作为汉国、唐国、宋国、明国等（包括日本、朝鲜、越南也把中土称为“朝”）。有一部电视剧叫《大秦帝国》，有着明显的历史错误。在秦没有统一六国时，连它自己也不敢称“帝”。在其称“帝”之后，便不称为“国”而称为“朝”了。如果自称为“国”，就自降了身份。同样，在分裂时，史书则称为“国”（如《三国志》），如五胡十六国、三国，没人称呼为十六朝、三朝。最典型是五代十国，在中原的五代（梁、唐、晋、汉、周）被承认为五个朝代，没人说是梁国、唐国、晋国、汉国、周国；散落在四周的十个国家（前蜀、后蜀、吴、南唐、吴越、闽、楚、南汉、南平即荆南、北汉）却不能称为“朝”。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使是被满人欺负了近三百年，被洋人欺负了近一百年，由“朝”降“国”了，在重新建国时，也没自称为“大周共和国”、“大唐共和国”或“大汉共和国”，而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国”。可见中国虽然降成了“国”，“中心说”情结也很重。一百年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最大的相同是什么？当然是“中心说”情结。其实，中国从满清开始，就由“朝”降为了“国”，只是自己还称自己为“朝”，可能在后期自己也称自己为“大清国”。国人即便是被满族人入侵，明朝灭亡，满洲女真“国”成为“朝”，当时的国人剃发换服几乎整体成为“汪精卫”，不到一百年，便认“清朝”为自己的“朝”了，即便是曾国藩这样的大儒也不例外。倒是日本逐渐不承认中国为“朝”了，认为日本自己是汉、唐正统，中国本土反倒成了“满奴”和支那人了。不过也难怪，日本把中国的唐装当做自己的民族服装，而至今中国人还在把“满”不“满”、洋不洋的“旗”袍当做中国的民族服装。难怪鲁迅先生刻画出“阿Q”那样的精神胜利法的代表。“阿Q”虽然挨了打，仍然嘴不软：“儿子打老子”。即使是这样，在反满成功重建汉民族政权时，“中心说”情结依然没有减退，所以没有自称为“大周民国”、“大唐民国”、“大汉民国”或“华夏民国”，而中山先生也费尽了心机，采用了几千年都没有采用的的国名，称为“中华民国”，依然认为我们是中央大国。不过，奇怪的是我们虽然自己叫自己“‘中’国”，在国际上，包括在联合国，却自认为叫“China”即“瓷器”，而没叫成“The central states ”即“中央国家”。岂不是“对内一套”、“对外一套”了吗？是不是有点“儿子打老子”的意思。“中心说”情结有许多表现，最典型的表现是固步自封，守住落后的东西不放，特别善于把先进的东西变成落后的东西，而且特别能折腾。虽然中国已经一百年，“五四”运动也已经九十二年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走的还是特别艰难，但改朝换代已经四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山先生把德先生改装了一下，塞进了一些狭隘民族主义，一些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一些国家资本主义的思想，就变成了三民主义。当时中国是一个农民的社会，社会的主题思想是封建农民的思想，革命者的理想无不农民的理想。“平均地权”本身就是农民的空想。在一个社会从自然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的时候，地权如何能够平均？之所以说“平均地权”是一种农民的空想，就是说这种思想是想否定社会分工，否定市场经济，重新创造一种自然经济的开端，这当然是一种空想。中山先生推行国民革命，推动北伐，用非法手段打败了成为中国后的第一代领导集团——合法的北洋政府。但是他的国民党却无法实现“平均地权”的空想（曾经在江苏省做过试验，因阻力太大没有成功），而国民党也同时推翻了北洋时代的多党制，自身也堕落成了一党专制的封建帮会式的党了。这说明一场社会变革只能在原先基础上提升，而无法所有一切都从头开始。当毛主席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创造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似乎是企图重蹈中山先生的覆辙，准备再一次创造那种自然经济的开端。在中央苏区时期，就用暴力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在打败中国第二代领导集体——蒋介石集团之后，真正实行了“平均地权”政策。但“平均地权”似乎不是目的，没有两年，就开始策划农业合作化。1951年刘少奇副主席（当时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在山西省委报告《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上批语：“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或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或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的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说明当时不是没有明白人，只是顶不住当时的主流思想——“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即毛泽东思想）。看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毛主席语）真不是什么马列主义，只是一种封建的农民社会主义，因为它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企图从头开始重复历史。马克思主义加秦始皇的结果只能是秦始皇。当邓小平否定了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思想——毛主席的“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时候，又一次实行了类似于“平均地权”政策——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是又一次从头开始。像刘少奇副主席所说的，“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不过是又一次）。中国开始第三次走痛苦的资本主义初期的发展道路，不到三十年出现了极度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到了使我国的基尼系数创造了世界纪录（45%以上）。至此，中国在经济上虽有所发展（如果不折腾，百年的发展状况应该和欧洲差不多吧），民生、民权状况都较差，仿佛回到了民国初年，国有垄断大企业为官僚所掌握；中小民营企业处境维艰，资金常常断链；2.4亿农民工在贫困线上沉浮。说明邓小平理论虽然否定了毛泽东思想，但也不是什么新理论，有TS的主义只不过是资本主义初期的别称罢了。毛和邓两者的区别是，毛泽东思想让社会退回到了类似于旧俄国的农村公社的阶段，邓小平理论则退回到了资本主义初期。相对而言，邓还是进步的。实际上中国人真正应该研究的是，怎样能跳过坏资本主义（资本主义初期），到达现代的好“资本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百年的中国浓缩了几千年的历史，经历过封建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特色主义（因为没有理论支撑，不知是什么主义）。这些主义不管来自何方，都被中国人加上了中国的封建色彩，都不怎样成功，看来不管怎样中国人怎么也摆不脱“中心说”情结带来的封建的羁绊，不过中国人民对各种主义的优劣应该最有发言权。相对而言，倒是殖民主义的香港，早早腾飞变成了亚洲“四小龙”。看来香港人没有“中心说”情结，脱离封建羁绊最早，发展最快。在中国第二个一百年间，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不能走媒体所宣传的封建的或殖民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仅仅强国强兵已经不能“服众”。世界的潮流是和平、民主和自由，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表率。要做到这一点，国人就不能用封建思想来武装，也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来武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民主，驱除腐败，必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走进来。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目标上来了？！在中国第二个一百年间，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当然不能走媒体所宣传的封建的或殖民的“大国崛起之路”，因为现代的世界已经不存在那样的条件，仅仅强国强兵已经不能“服众”。世界的潮流是和平、民主和自由，想要成为世界的中心就必须在这方面作出表率。要做到这一点，国人就不能用封建思想来武装，也不能以狭隘民族主义来武装。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建立民主，驱除腐败，必须让德先生和赛先生真正走进来。这样一来，我们是不是又回到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目标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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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山先生提出三大政策之后，就对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作了修正，所谓“联俄”就已经带了国际性，就是要把中华民族建设成对世界发展贡献最大的民族。所以，那时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原来狭隘意义上的三民主义了。应该说，新三民主义不但适用于原来的中国，也适用于现代的中国。但是，遗憾的是，辛亥的一百年，中国称呼为“中国”的一百年，内忧外患不断，没有完成辛亥革命当初提出目标的一半。孙先生三民主义算是泡了汤。而毛先生不但社会主义泡了汤，新民主主义也未能实现。倒是蒋（经国）先生似乎是在台湾至少实现了二民主义（民生、民权），真是“有心栽花花不放，无心插柳柳成荫”！？究其原因，当然有多种，但最主要的是，如果把一党的利益、一个政治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话，就无法实现任何“为全社会、为全体人民服务”的主义（包括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等等）。蒋（经国）先生在台湾放弃了国民党的一党私利，成就了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应该说，历史和人民在百年的中国还在呼唤三民主义！呼唤新民主主义！！呼唤“扶助农工”！！！呼唤“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阅读全文]

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在世界上提倡了一个好制度，这就是民主宪政制度；也是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世界上却有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手段来争取民主，这就是革命手段。两个多世纪的无数多的历史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阅读全文]

一半要和平，一半要战斗；一半要入联，一半反入联，这就是巴勒斯坦的现状。请好心的人们不要再支持巴勒斯坦的分裂，不要给巴勒斯坦和阿巴斯帮倒忙。如果巴勒斯坦和平了，入联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阅读全文]

驾宝马、奔驰者打人骂人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李双江之子驾宝马打人骂人使这道“风景线”更加“亮丽”。我们不知道驾宝马、奔驰的官二代、富二代（现在再加上星二代）是不是已经形成了“特权阶层”，至少他们自己已经认为自己是“特权阶层”的一员了。正好日前看到朝鲜皇太子金正恩的一些事情，相比较而言，我们的官二代、富二代比金正恩可要“牛”多了。金正恩者，28岁，金正日之子也。小小年纪已是大将军衔。为了培养这位皇太子成为接班人，朝鲜国家在其很小时就对他进行了特殊培训。传说该太子，三岁学会打枪和开车；六岁就会骑马，比职业骑手还厉害；未满八岁就可以开着重卡走120公里的路程；九岁就可以射击移动靶；十六岁就可以写战略军事论文。虽然金正恩有着特殊的环境，但他的行为不违法也。金正恩的学习是“革命的需要”，是当一个好皇帝的条件。一个朝鲜皇帝，既要对付美帝和日本军国主义，又要考虑国家的统一事业，还不能让人民饿肚子；一个好皇帝，要像康熙一样，既要懂理论，又要懂实践，还要灵活运用理论，这确实需要多方面的技艺。最起码金日成和金正日因为没有受过特殊培训，皇帝做的不太合格。他们既没有打败资本主义，还让朝鲜人民饿了肚子，这说明培训皇帝的重要性。鉴于这种教训，金正日对金正恩进行特殊培训，可以说是为“国”考虑，并不是为了培育特权阶层。李天一者，15岁，李双江之子也。父亲是少将军衔，李天一自然成为李家的“衙内”。为了培养这位衙内的“老子天下第一”性格，十五岁就配备了宝马车，仿真枪，无照无证驾车，随意打人骂人。本该上学的年纪，不知学习成绩怎样（想来也好不了），却学会了打人骂人，学会了不务正业，学会了贪图特权，学会了违法犯法。按说李双江是著名的红色歌手，教育别人发扬革命传统、继承红色事业很有一套，不知为何给不到领驾照年龄的儿子买豪车，纵子犯法，说到底还是一个自认为是特权阶层的问题。不知为什么，中国的官二代、富二代敢于违法犯法，比金正恩还“牛”。问题在于，官一代、富一代都是执法违法、知法违法，造成了“上行下效”，官二代、富二代也自然以为“权就是法”、“钱就是法”，这样的有钱有权的特权阶层老百姓确实惹不起。俗语说“惹不起，还躲不起”，所以，公民们：请离宝马、奔驰远一点！ [阅读全文]

尚修堂何许人也，乃国家体育总局游泳管理中心副主任也。最近游泳运动员孙阳对游泳管理中心不通过本人，与某商家协议使用其肖像做广告提出了异议。作为领导的尚修堂回应说：运动员是国家出钱培养的，肖像权属于国家。孙阳的肖像权居然被尚修堂非法“国有化”，令人觉得十分可笑。下面看一下其可笑之处。 尚修堂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一种侵权行为，严重一些可以说是一种利用权力的抢夺行为。如果孙阳诉诸法院，尚修堂和游泳中心必败。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在国家体育总局这样中央政府的省部级中层干部中，还有尚修堂这样的蔑视法律的极低素质的干部。他们的这种行为，明面看起来是为了国家，实际上却对国家危害极大，因为他们破坏了国家自己制定的法度，破坏了国家的信用。如果这样的干部占据了主流，国家危国家危矣？！ [阅读全文]

日前发生的两件事令人瞠目结舌。一件事是广东番禹万佳服装批发广场的保安，把八名女子诬为小偷，捆绑游街示众；另一件事是辽宁沈阳某区的城管打死一名心脏病人，并辩解说：“我不打他，他要打我”。这两件事使人感觉到目前社会的城管、保安素质之低、品质之差、法律观念之淡薄，不但不能维护社会“和谐”，而且大有可能成为社会之害。 这两件事也使笔者回忆另外的几件事。一是文革期间，解放军支左提的口号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因为解放军面对群众、老百姓，相比之下城管、保安面对的难道不是群众、老百姓吗？显然城管、保安没有受到怎样对待老百姓的教育；二是2010年，太原交警在遇到醉驾人员袭警时，自己没有还手，而是拨打110来处置袭警事件，不知我们的城管、保安在打人时有没有想到打人犯法；三是笔者在欧洲旅游时，在意大利和法国也遇到了警察（也许是城管）查管黑人小摊贩，在遇到抵抗时，也不敢动手打人，只好苦笑摇头一走了事，看来中国城管、保安的权力比外国警察大得多。 中国城管、保安这样大的权力是谁给的？如果是政府给的，那就是政府执法违法，这显然是不可能的。看来城管、保安的权力是自己给的，也就是按自己理解的《城管条例》和领导的意图来赋予自己权力。如此城管、保安就成了“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是因为城管、保安把《城管条例》和领导的意图看得比宪法和法律都大。 城管、保安的管理对象都是老百姓，宪法赋予这些老百姓以生的权利，即生存和生活的权利，城管保安们真是没有权力剥夺他们的这种权利。以小摊贩为例，其大多为下岗职工和因为农村土地越来越少无法生存的农民。一方面国家不能为他们提供劳动的机会，他们只好自谋职业，自己养活自己；另一方面，城市下层百姓（包括2.3亿农民工）也需要小摊贩廉价的各种商品，这就形成了小摊贩存在的广阔空间。其实小摊贩的存在是一种社会需要，先进的欧美国家也存在大量小摊贩，况发展中的中国乎？小摊贩自食其力，自谋生路，大大减轻了社会负担，利人利己，社会和政府应该感谢这些小摊贩对社会的贡献才对。实际上，相对于小摊贩的生存问题，城市脏一点乱一点真没什么。有些城市为了创建所谓“文明城市”，或者为了举办大型活动、显示自己的“文明”，采用绝对不文明的手段，犯法打人骂人、违法（《物权法》）没收小摊贩的看来“不值钱”（在小摊贩看来挺值钱）的经营工具，打碎人家的饭碗，真是没有人性！在所谓“文明”的面具下，不知掩盖着多少不文明行为！ “无法无天”的城管、保安像什么？像土匪？像强盗？像响马？像“冲锋队”？“盗亦有道”，土匪、强盗、响马也有行规，如“杀富济贫”、“替天行道”、“不抢老弱”等等。“无法无天”的城管、保安没有“行规”、不守纪律，倒像希特勒豢养冲锋队，男女老弱都欺负，打人骂人拆房子，简直是无恶不作。可以说这种城管、保安的存在，多数的情况下都在破坏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其害远大于其利，正在逐步成为危害社会的毒瘤。 维护社会稳定和和谐不一定非要现在的没有规矩的城管和保安不可，其中一部分城管职能可由警察（交警和巡警）承担，保安可由各单位先自行解决。因此现在的城管和保安队伍应该统统解散。将来的城管和保安应该由专门的城管和保安学校培养，学制两年，考试录取，像现在的各种职业技校一样。城管和保安干部应由中专和大专培养，凭文凭聘用。只有把城管和保安队伍正规化，才能使这支队伍健康化，在建设和谐社会中其正面作用。 [阅读全文]

昨日，央视聘请的社科院非洲所所长曾说，卡扎菲的部队为避免北约空军的空中打击，采取了“搅混”战术，给反对派武装造成了极大麻烦，反对派的胜利还尚需时日；今日，据互联网报道，反对派武装已占领的黎波里大部，卡扎菲不知去向，其大儿子投降，二儿子被捕，反对派的胜利已毋庸置疑。这位所长不但大跌眼镜，而且大大地误导了中国官员和百姓。 其实，独裁者卡扎菲并不是中国人民的朋友，早就与陈水扁打得火热，在国际上以无赖和多变著称。其几十年的独裁统治早就引起了利比亚人民的反感，其家族财富的积累和奢侈的生活，在国内也不得人心。他在国际和国内都已臭的要命，他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 卡扎菲与一切独裁者一样，特别善于“挟持人民”。记得当年希特勒曾经利用人民信任上台，不久变成大独裁者，并“挟持人民”发动了二战，结果自己身败名裂，终被人民所抛弃；卡扎菲也口口声声代表人民，也是“挟持人民”的大独裁者，在反对派出现时，如果不采取镇压手段，采取“和谐”态度，逐步向民主过渡，其结局肯定是皆大欢喜。然而，他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为保卫家族一己之私，“挟持”一部份人民进行顽抗，给人民造成了极大损失，自己众叛亲离，被人民起义所推翻。事实说明，独裁者们可以“挟持人民”于一时，不可能“挟持人民”于永远，“挟持人民”的人没有好下场。 [阅读全文]

国家号召“八荣八耻”，号召“学雷锋”，我们的某些法院常常不依法，或者依小法不依大法，或者依大法不依宪法，作出与“八荣八耻”和“学雷锋”相反的裁决，岂不令人心寒？谁敢再来“学雷锋”？！ [阅读全文]